本案属于被告人认罪认罚，辩护人作无罪辩护，最终法院依法宣告无罪的案件。其典型意义有以下三点：

一是体现了人民法院坚持实质审查、证据裁判的现实意义。人民法院是公平正义的“最后一道防线”。本案被告人认罪认罚，如果法院因此降低了证明标准，或者进行形式审查，案件就可能按照被告人签署的认罪认罚具结书定案处理，最终导致不当追究刑事责任，损害司法公正权威。

二是体现了辩护人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独立辩护的重要价值。辩护人提出意见的根据是事实和法律，而不是被告人的意见或诉求。如果本案辩护人没有坚持依法独立辩护，而是服从被告人与检察机关达成的认罪认罚量刑建议，或者仅仅作罪轻辩护，就有可能最终损害了当事人合法权益。

三是体现了司法机关在认罪认罚案件中互相制约的客观需要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没有改变刑事诉讼中公、检、法三机关分工负责、互相配合、互相制约的关系。三机关应当依据法律规定的职权，各司其职，各负其责，共同完成惩罚犯罪、保护人权的任务。“互相制约”意味着后一程序对前一程序存在的问题不能得过且过，该纠正的必须依法纠正。如果没有互相制约，就谈不上各司其职，更谈不上通过依法履职捍卫公平正义。

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三十七条规定：“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，提出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无罪、罪轻或者减轻、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，维护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。”自愿认罪认罚是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权利，而独立行使辩护权是辩护人的法定诉讼权利。辩护人提出无罪、罪轻的辩护意见要根据事实和法律，而不是根据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是否认罪。不能认为，辩护权只是被告人的权利，被告人认罪了，辩护人再作无罪辩护是相互矛盾的。

特别是下列情况下，即使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认罪认罚，辩护律师也应作无罪辩护：一是法定无罪或不予追诉的情形，如《刑事诉讼法》第十六条规定的“情节显著轻微、危害不大，不认为是犯罪的”“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”；二是不足以定罪的情形，如犯罪构成要件不完备、达不到“证据确实、充分”的证明标准；三是虚假认罪的情形，如替人受过等。

一是有利于实现公平正义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是仅仅为了节约司法资源，终极目标还是实现司法公正，不能为了追求司法效率而偏离公平正义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没有改变控辩审三者的诉讼地位，控辩平等对抗、法院居中裁判仍然是实现正义的基础构造，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控辩双方的协商与合作。如果认罪认罚案件像西方的辩诉交易那样实行形式审查，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照单全收，甚至不允许辩护律师提出不同意见，对于公正司法、保障人权将有害无益。

二是有利于防范冤错案件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最大风险是无辜的人因认罪认罚被错误定罪。虽然被告人认罪认罚降低了控方指控的难度，但并没有降低证明犯罪事实的标准，这是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辩诉交易制度的重要区别。因此，评价是否构成犯罪，必须坚持实质审查，坚持证据裁判，坚持“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”的法定要求。允许辩护律师作无罪辩护，有利于促进法院对疑难案件从证据采信、事实认定、定罪量刑、程序操作等方面进行全面的、实质的审查，切实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。

辩护律师作无罪辩护的，不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。案件是否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，以被告人是否自愿认罪认罚为前提，不以辩护人作有罪辩护为前提。法院不能以被告人认罪认罚为由限制辩护律师作无罪辩护，更不能以辩护律师与被告人意见不一致为由要求更换辩护律师。

同时应当注意，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，对被告人权利有一定影响：一是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受到限制。根据法律规定，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，案件依法不能适用速裁程序、简易程序，只能适用普通程序审理。普通程序质证详细、辩论充分，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、准确适用法律，但审限更长，程序繁琐，被告人就无法享受认罪认罚中“从简从快”的程序利益。二是被告人的实体权利可能受到影响。认定“认罪”要看被告人是否“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”，认定“认罚”要看被告人是否“真诚悔罪，愿意接受处罚”。无罪辩护案件，法官必然要组织更为细致的法庭调查、辩论。如果被告人供述不稳定，对案件事实含糊其辞或翻供，将会影响认罪认罚的认定，否认对定罪量刑有重要影响的主要犯罪事实的，还可能影响对其自首、坦白的认定。“从宽”不是“一律从宽、同等幅度从宽”，而是按照宽严相济、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，区别认罪认罚的阶段早晚、认罪认罚的主动性、稳定性、彻底性，以及对查明案件事实的价值、是否确有悔罪表现、罪行严重程度等,综合考量确定从宽的幅度。如果被告人“名为认罪认罚，实为投机取巧”的，有可能会影响对其从宽的幅度。但这并不是对辩护人辩护权的限制，而是对被告人认罪认罚彻底性和价值的客观评价。

为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效实施，2022年3月，省法院牵头出台了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、河南省人民检察院、河南省公安厅、河南省国家安全厅、河南省司法厅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细则》，其中许多条款中都体现了对辩护权和值班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的内容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一是明确辩护人辩护权的独立性。如第4条、第6条规定，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表示自愿认罪，但辩护人、值班律师认为无罪或对指控罪名提出不同意见的，不影响“认罪”的认定；辩护人或值班律师对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提出不同意见的，不影响“认罚”的认定。

二是增加实现辩护权利的可行性。如第17条规定，应当为派驻值班律师提供必要的办公场所和办公设施；第18条规定，选任的值班律师应当具有两年以上执业经验；第31条规定证据开示制度，增强犯罪嫌疑人对认罪认罚结果的预测性；第12条规定，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咨询、阅卷、会见、提出意见等法律帮助的情况应当记录在案并随案移送；第50条规定，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应转为普通程序审理；等等。

三是提高辩方参与量刑协商的实效性。例如，第11条规定，辩护律师在侦查、审查起诉、审判阶段，均应与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就是否认罪认罚进行沟通，并就定罪量刑等向办案机关提出意见；第29条、第35条规定，人民检察院提出量刑建议应对建议量刑的理由和依据进行阐释，应当充分听取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意见，记录在案并附卷，未采纳意见的应当说明理由；第36条规定，应当在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具结书，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在具结书上写明；第44条规定，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有异议且有理有据的，法院应当告知检察院调整量刑建议，调整后适当的予以采纳，不调整或者调整后仍然明显不当的，法院依法判决；等等